——《肿瘤科的日与夜》系列七
肿瘤科 陈博航
那天午后，我在巡查病房时，看见了那只蓝色的水杯。
它静静地躺在床头柜上，小小的，塑料质地，有一侧已经被磕出一道浅浅的裂纹，杯身上贴着一个掉了角的卡通贴纸——一个戴着红帽子的小男孩，正露出天真的微笑。
它是十二岁男孩帅帅留下的。
帅帅来自偏远的山里，皮肤黝黑，眼睛却清亮得像山泉一样。他来的那天，背疼得难以直起身子，却还是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：“阿姨，我是不是摔得有点重？”
那时没人想到，一个孩子的背痛，会是肝癌骨转移的信号。
也没人料到，这个十二岁的孩子，已经把生命的一大部分留在了我们无法触及的阴影里。
治疗开始得很艰难。因为他太小了，很多成人常规的方案在他身上都没有明确数据；副作用不可控，剂量更难确定。每一次给他用药，我们都像在走一条薄冰上的路——担心药物太轻撑不起生的希望，又怕药物太重压垮他脆弱的身体。
可即便如此努力，他的病情依旧像沙从指间流走一样，我们无法握住。
他做过一次TACE。那天他疼得发抖，嘴唇被他自己咬破，却仍死死地忍着。麻醉医生在旁边安慰他：“乖，睡一会儿吧，很快就好了。”
他点点头，只说一句：“我睡了，妈妈会不会哭？”
他总是这样，把疼痛放在心里，把担心放在眼里，把母亲放在嘴边。
他的妈妈站在手术室外，眼神惊惶又自责。
她患有乙肝，却因为家里条件有限、缺乏相关知识，没能在孕期做母婴阻断。这个错误在多年以后，像一把无形的刀，从孩子的身体里狠狠地扎了出来。
她经常捂着脸哭，声音低得像风里的沙：“是我害了他……是我害了他……”
可帅帅从没埋怨过，只会反过来安慰她：“没事的妈妈，我就是肝脏有点坏了。”
他说这话时，明明自己才十二岁。
后来，治疗中断了。
药不敢再用，栓塞介入手术不能再做，我们能选的路越走越窄，直到最后变成一条薄薄的线，只能依稀看见远方的尽头。
他们离开医院那天，天很亮，是难得的晴天。
帅帅拎着他那只蓝色的水杯，笑着跟护士们挥手：“我回家啦，下次我来，给你们带野果子！”
但他走得太匆忙，那只水杯被落在病房。
我们给他打过电话，信息也发过几次。
没有回应。
号码停机，家里电话也再无人接听。
我们都明白——大概率连接不上他的，不只是电话，还有生命。
病房的清洁工阿姨曾问我：“这孩子……会不会回不来了？”
我没说话，只是轻轻把那只蓝色水杯拿起来，杯口贴着我的掌心，冰凉而轻，仿佛随时会碎。
那段时间，我常常会在某个深夜想起他。
想起他趴在床上，用小小的手比划着说：“医生阿姨，我以后想当消防员，可以吗？”
想起他做着化疗，仍挤出笑：“这药好苦哦，但我能喝。”
想起他看着窗外说：“我们山里，天特别蓝，你们要是去，我给你们当导游。”
而现在，他大概回到了那个蓝得透亮的山里，只是，已经不能再跑、再跳，也不能再给别人当导游了。
那只水杯，我一直没丢。
护士们商量后，把它洗干净，放在护士站的一个角落里。没人刻意提起它，但大家都知道，它是我们的纪念碑——
为那个走得太早的孩子，
为他未完成的夏天，
为他没有写完的作业，
为他没能长大的十二岁。
我们在肿瘤科习惯了生死，
却永远习惯不了一个孩子的离开。
有时我经过护士站，会突然听见某个杯子被放在桌上的轻响，那声音和帅帅当初放下小水杯的声音很像。
我会停下几秒，盯着那只蓝色杯子发呆。
它提醒我：
医学并非万能，
我们并不能抓住所有的生命，
但我们至少可以用尽全力，让他们不至于孤单。
有时候，我甚至会有一种错觉——
仿佛帅帅只是忘记了他的水杯，
有一天，他会推开病房门，背着小书包，跑进来大声喊：
“医生阿姨，我回来啦！”
我知道他不会。
可我还是愿意这样想。
因为在肿瘤科，有些孩子虽然离开了，却依然用一种方式留在了我们心里——
像一只蓝色的水杯，
像一声稚嫩的笑，
像一种永不消失的记忆。
